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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无形.刘以鬯的陌生人】愤怒的卖文者刘以鬯

时间:2020-06-13 来源: 及时资讯 点赞: 914

【无形.刘以鬯的陌生人】愤怒的卖文者刘以鬯

刘以鬯毕生从事编辑和写作,从上海时期的怀正文化社到香港时期的《香港时报》、《快报》、《星岛晚报》、《香港文学》,从《私恋》、《蓝色星期六》到《酒徒》、《对倒》,编辑和写作既是工作,也是志业;而与工作伴随的,是技艺,更是庞大环境的索求,刘以鬯看穿当中的矛盾不是他个人的矛盾,而是整个作家社群以至时代的矛盾。本来,他可以像大部份人一样,将工作与个人喜好分割,为谋生计而关闭内在的自己,但一种作为生命情调的文学真实,深入骨髓至无可分割,他终于看穿在香港写作的真正意义,为那扭曲的志业,也为整个深陷矛盾的作家社群,写出《酒徒》、〈副刊编辑的白日梦〉这样极端愤怒且近乎绝望的作品。


五、六十年代是刘以鬯在报纸杂誌发表连载小说的全盛期,曾长期每天写七、八篇连载小说,据他自己所说,大部份是「娱乐他人」的作品,只有少数如《酒徒》、《对倒》等等是「娱乐自己」之作,一方面因为能刊登认真而高水平作品的刊物不多,而一般报刊为吸引读者、顺应大众口味,只愿刊登较通俗、具消闲性质的文字,这其实也是当年大批作家或称为「卖文者」的处境,刘以鬯在《刘以鬯卷.自序》指出:「如果多数读者喜欢公式化的流行小说,卖文者就要写这一类的小说。如果报馆老闆娘要卖文者将她在外地的生活经历写成小说,卖文者就要将她的经验写成小说。如果报馆老闆规定小说不可分段,卖文者就要写不分段的小说……如果三毫子小说出版人要求卖文者在小说中加插政治宣传,卖文者就要在小说中将出版人的政治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。如果副刊编辑要卖文者在三日之内将正在连载的小说结束,卖文者就要在三日之内结束正在连载的小说……」以上一段细腻而暗带嘲讽以至愤怒的文字,如实道出五、六十年代香港「卖文者」那不由自主的处境,更在带点「趣味」的敍述方式上凸显事件的荒谬,表达了一种「平静」的愤怒:为种种市场、趣味、权力和制度所支配的卖文者,没有自主也没有尊严,为生计缘故,作家成为卖文者不只意味着靠稿费为生,卖文其实也是出卖自己的灵魂,他们都不由自主地,写自己不愿又不得不生产的文字。


五十年代初,刘以鬯在报纸发表〈爱的测验〉、〈马场奇遇〉、〈电车站上的女人〉、〈夕阳〉等等奇情小说,透过结局出人意表的安排,营造一种惊奇后的趣味,这「趣味」就是写作该批小说的全部目的,就是因为提供了给读者容易消费的趣味,才为卖文者换取可持续的稿费。这批作品有部份收录在小说集《天堂与地狱》,更大部份没有收录在任何文集,例如六十年代刊于《成报》和《快报》的小说连载〈留园〉、〈爱惘〉、〈风灯〉和〈之字型的爱情〉等等,写这些作品不必思考太多,但必须「有趣」,而且量多才够维持生计,此所以他在〈刘以鬯自传〉提到:「在香港卖文,必须写得多,竭尽心力写成的作品反而不易换得稿费」,他看穿卖文工作的性质,在一点自嘲的语调中,仍按捺不住愤怒,又如《酒徒》新版前记提到:「我写连载小说,目的只在换取稿费。既已换过稿费,这些小说就变成垃圾了。」


也许某天,终于达到了愤怒的尽头、崩溃的临界,刘以鬯勉力在连串正常工作的夹缝中,写出了〈副刊编辑的白日梦〉、《酒徒》等作品,呈现他真实的内在。〈副刊编辑的白日梦〉和《酒徒》中的主人公为了工作和经济问题,摆荡在他所厌倦的通俗文字与理想中的文学创作之间,无法不作出妥协和牺牲,既自责、自嘲、变得愤世嫉俗,却仍心存希冀,未肯忘尽理想,由此而道尽一代文化人的挣扎,成就一种有关在香港写作的文学。王家卫电影《2046 》中由梁朝伟饰演的作家角色,取材自《酒徒》的主人公,电影中的角色生产为满足读者趣味而写的通俗小说,却把那趣味与自我的内在轻易分割;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五、六十年代香港作家实具有更多创痛的、即使金马奖最佳演员也难以演出的挣扎。


除了道尽卖文者的处境,《酒徒》也是一篇力求创新的小说,那醉醒循环,梦幻、现实与回忆交错的意识流敍事结构、 开篇首句即为「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,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」这样的诗化语言,在六十年代报刊大量公式化的言情、软性文艺之间,显得格外瞩目。小说的敍事者酒醉时回忆抗战生活、评论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的得失,醒时面对诡谲的香港现实,酒精成了他的避难所,并写作更多但求换取较高稿费的媚俗、情色文字;后来一位青年文友麦荷门重燃他的文学理想,不单大谈中国现代文学,更合办文学杂誌《前卫文学》,可惜其间与麦荷门较保守的文学观念发生冲突,最后拆伙收场,理想幻灭,他再陷入酒精梦幻,不能自拔。


《酒徒》不单写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南来文化人的挣扎,更透过主人公的敍述,引入有关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思考,以西方现代小说和中国具成就的作家如沈从文、鲁迅、端木蕻良、萧红以至穆时英为楷模,定下一个较高标準而且超越党派框架的现代文学观,延续着一种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,在中国内地被禁止的论调。这其实也同样是刘以鬯那一代从大陆来港作家的文化贡献,在大众读者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仍停留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朱自清、冰心、徐志摩等等较早期作家,而大学中文系仍未设立「现代文学」科目之时代里,刘以鬯那一代南来作家,成了延续五四新文学以至三、四十年代现代派文学传统的传薪者。


由此可见「愤怒」对于抗衡文化的动力,《酒徒》的愤怒绝非一种个人情绪发洩,而是基于对志业的真诚、对文学独立价值的坚执。在《酒徒》以外,还有一九六三年的〈过去的日子〉,小说敍事者本对新环境怀有期望,但因与朋友聚会谈及的香港现实而感到失落,不单过去人事如烟,最难接受原是价值观的断裂:「在香港,有价值的文章是没有价格的;有价格的文章多数没有价值」,这句子,可说与侣伦《穷巷》中的「在香港,凡是应该走在社会前头的东西都走在社会后面;应该领导群众的东西都变成追随群众的东西」,共同以倒置式的「正反修辞」,一同成为本人所理解的「香港文学的愤怒史」上的名句。


我常想,《酒徒》如果在二千年代编写续集,《酒徒》中的角色老刘、麦荷门俱垂垂老矣,酒已不能多喝,惟不同年代都有对文学坚执的人,从各种工作现实的夹缝中挤压出无可割断的文学,关键是识见,但也需要一点触发意念的媒介,也许酒会是其中一种,会否有这样一天,我可与老刘、麦荷门共听说不太喝酒的刘以鬯举杯:忘形到尔汝,痛饮真吾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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